陪玲玲走過（病房的解剖課）
中山醫學大學 解剖學科 藍琴臺
初識玲玲，是在92年的9月底，新學年度的上學期初。我在學校餐廳買便當，兩位女生迎面走來，沒有自我介紹，只見較為清瘦的那位掛著笑臉，有些怯意的問：「妳是教大體解剖學的藍老師嗎？我剛復學，還沒有去上過課，我跟班上的學弟妹們不熟，跟現在醫三的同學比較熟。」也許是她的開場白不夠高明，也許是她的笑容太陽光，也或許是她身旁的女伴的裝扮太時髦、手提包太搶眼，我口氣略帶不悅的說：「開學都已經過了兩三個禮拜，妳怎麼還在狀況外？我的骨骼系統都快上完了，妳要趕快追上進度呀！妳班上的人現在已經不是妳的學弟妹了，他們是妳的同學，妳最好還是趕快跟他們混熟才對，否則怎麼拿到講義、共筆和上課錄音帶？大體解剖學的課那麼重，可不是鬧著玩的。」
又過了兩星期，醫五的周建成同學來找我，說：「老師妳認識蔡玲玲嗎？她是我的直屬學妹，她從開學到現在都一直住在附設醫院，腎臟發炎一直好不了，都不能來上課，請老師想想辦法幫助她。」玲玲？莫非是去年暑假傳出罹癌的大一女生？莫非是我在餐廳碰到的那位？我的心頭一震，感到非常的歉疚，班上的學生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故，為何我都無所悉？無所覺？
當下立即將工讀生召集過來商討對策。工讀生有四位：醫四的許育甄以及醫三的李佳容、林怡萱和張志丞。為了不影響他們的課業，也考慮到玲玲需要充分的休養，我請他們四個每人每週給玲玲一個小時，帶著真人骨骼到醫院幫她上課。然後又在醫二的班級上，召募了十來個自願者組成讀書小組，請他們每人認養一段章節，現學現賣，幫玲玲補習肌肉、關節與韌帶系統。再請科內張宏名和陳建榮兩位老師從旁協助，到醫院為玲玲舉行考試及實習測驗。就這樣子，按步就班、相安無事的過了期中考。
那時學校正在接受TMAC (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)的醫學系教學評鑑，我難免公務纏身，加上啟用了兩本新版的神經解剖學教課書，又要一邊跟國外科研雜誌的主編與評審打筆仗，真是忙得昏頭。更有甚者，學生陸續發生了一些棘手問題，有身心方面的，也有感情方面的，都找上門來求援，而因血癌在醫三時休學的李周憲同學也傳來病危通知了。我寫信給我新加坡的指導教授說，我覺得自己像個陀螺整天在轉，不停的說話，不停的上醫院，也不停的想哭，世間哪來的這麼多苦難？
聖誕節快到了，隨著周憲的病況轉危，我一個班級一個班級的去跟醫學系學生做說明，請他們發動卡片接力賽，讓周憲與玲玲隨時都被大愛所包圍所保護。學生的愛心炙烈，思想很純真，付出感情也直接大方，這些赤子之心一旦被喚起了，一旦被強化了，往後能夠發揮的力量更大，尤其他們日後都是站在醫療最前線的人，都是生命的守護者，願有多大，力就有多大。TMAC的評鑑委員不是念茲在茲的要我們加強人文醫學教育嗎？人文醫學教育不在課堂上，是在行動上做心靈的善化與改革，就讓我們從關懷與照顧自己的同窗手足開始做起吧！
期末考的範圍是我教授的周邊神經系統，撲朔迷離、抽象難懂，學生說12條腦神經不是條條通羅馬，而是最後糾結一起變成一條，通向死胡同。這時候，連讀書小組都自身難保、招架不住了，玲玲迫不得已打電話來，希望我親自去醫院幫她上課。
第一次到醫院上課，也是第一次正式見到玲玲（餐廳的那次不算，當時我只顧著罵人，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。），她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。我原本以為會看到骷髏造型，她卻比任何健康人還要健康，我起先不甚明瞭，但事後細想才發覺是她的那股鬥志與樂觀，誠於中形於外，造成了我剎那間的錯覺。她的蘋果臉上經常掛著燦爛的笑容，不是那種淺淺的、茫然的、淒苦的笑，而是一笑起來就會滿室生輝的那種。她會跟你詳細報告病情，沒有絲毫恐懼與悲傷；也會認真聽取別人的看法，像是參加醫學研討會一樣，充滿理性與睿智；倒是很少哭，應該不是淚早已流乾，而是天生就不會隨意浪費眼淚的人。我從她身上漸漸明白了，原來可敬之人必有可愛之處，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處！
上課時她顯得非常緊張，再三道歉自己沒有事先準備好，要勞煩我從頭講起；又處處留意我是否感到不自在，像是個失責的主人。我沒見過這麼求好心切的人，我也沒想到她還那麼年輕，就懂得凡事檢討自己、體諒別人。她那麼的維護我，甚至不惜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跟一位主治醫師搶佔會議室（當然不可能成功），說來慚愧，我竟從她大無畏的表現上獲得了某種程度的依賴和安全感。
我離去的當天晚上，她就發燒了，因為她上課時太緊張，不敢多要求上廁所，結果稍一憋尿，腎臟就發炎了。我事後知道了，感到非常懊惱，在此之前，我對於她本人一無所悉，對於她的病況也不甚了了，事實上她並非像表面看來的那麼健康與強韌。
第二次去醫院，我就不急著上課了。我開始遠兜遠轉的跟她談自己，看她反應，跟她互動。結果發現原來藏在理性背後的她，真正是個極端敏銳、感性的人。後來索性就不上課了，一去醫院就純聊天。我從未如此貼近過一位癌症患者，即便我母親得的是膽囊轉移的肝癌，但她從一發病到過世只短短的20天，而且大部份的時間又都處於彌留狀態，我無從知曉癌症對於當事人的迎面衝擊和全面顛覆。我們開始角色互換，她是師我是生，我向她學習死與生的課題，她一提到某本書影響了她，我就馬上去買來看；她說起情境轉折，也常讓我感同身受。我慢慢的走入了她的內心世界，漸漸的結上了這一段緣。
年關近了，周憲的病況逐漸穩定準備出院，玲玲的情形卻始終樂觀不起來。她的腸陰道瘻(Intestinovaginal fistula)長久不易閉合，泌尿系統也反覆發炎，在在顯示癌細胞潛藏在體內，伺機增生復發。我越是接近她，看著她義無反顧的規劃願景，我越是暗自擔心：她為死亡做好準備了嗎？我能為她做些什麼呢？
直至過完年，她北上求醫，住進了榮總，我認識了終日照顧她的六位愛心媽媽、無數幫助她的善心人士，還有川流不息的訪客，我這才知道我可以為玲玲做些什麼事情了。是的，我想為玲玲還掉世間的人情債，善緣可結，債卻不可欠。雖然大多數人為善不欲人知，但是我們不能感恩不圖報，即便只能做到口頭稱謝，也要誠心誠意的公開講出來。所以無論是玲玲的口述，或是我寫的週報，對於千恩萬謝的人與事，都是指名道姓、真人實事，我們從不掩飾內心的真情。這輩子有借有還，下輩子再來做個有緣人！
要不是看了她的口述，我無從認識更深層的她。明知道自己最大的精神支柱是病中相伴的男友，她還是揮劍將人間最後底一絲依戀斬斷了。她給了別人自由，也超脫了自我的執著。
她的口述原版唯一沒有指名道姓的就是她的男友─楊宗霖，這讓我更見識到了她的另一種慈悲─她想要保護當事人。楊也是我教過的學生，所以我一傳話過去，他就趕忙跑來報到了。我徵詢他的意見，說：「玲玲的愛情故事恐怕是她這一生的最精華部份，能不能讓它公諸於世？讓她直指其名、暢所欲言？」楊回答得乾脆：「我絕對沒有問題，甚至老師想補充什麼內容，我都可以提供更細節的資料。我跟玲玲之間是沒有任何隱瞞、也沒有任何溝通障礙的。」我再進一步確認：「有沒有考慮到以後你的女友或妻子可能藉此來跟你翻舊帳？那時你就吃不完兜著走了。」他靦腆的笑笑：「怕那些幹什麼呢？」嗯，好樣的，要相伴一生的人哪，不怕他把愛情給了別人，就怕他是個寡情的人，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，對不對？
陪玲玲走過的心路歷程，多少改變了我的生命結構，這原不是我事先設計好的。有時候別人會問我所為何來？有時候我也會在內心詢問：那些愛心媽媽又所為何來？她們跟玲玲沒有師生關係，她們更是拿不出理由來的。其實也就是一種責任感吧！當你認定了那就是自己份內的事，不去做反而覺得良心不安了。好比是自己的親人生病，你會放任著不去照顧他麼？
曾經有一位醫師太太跟我說，最不喜歡在國內旅遊了，玩得正是高興，一通電話就把先生召回去了。事實上，我認識的很多醫師都是這樣子24小時待命的，他們真正是做到了「視病猶親」哪！人生在世，若是沒有分別心、排他性，那該有多好啊！